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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能告訴我們什麼?

普通读者Yanagi:

Can historian tell truth?


這周東亞近代史的tutorial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發現歷史文本也是有許多偏見的,歷史學家在對歷史文本做解讀和研究的時候,又加入自己的偏見。偏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偏見疊加一個偏見,那麼什麼才是真實?


比如說研究亞洲女性,你可以選擇state document去證明傳統亞洲女性是儒家男權文化下的犧牲品;你也可以選擇士大夫階層能讀會寫的“才女”們自身的文本,來證明傳統亞洲女性在儒家男權社 會中也是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的;再者,你也可以尋找更偏僻的文本去證明下層老百姓之中,對女性的要求、女性的生活等等,甚至是跟國家所規定的所期望的女性 道德背道而馳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首先歷史文本就充滿了偏見。例如state document中對於女性的約束,如《女誡》《烈女傳》等,可能只不過是國家,或者男權儒家士大夫對於理想女性的要求,而當時女性真正的情況又是如何 呢?後兩個角度是否能告訴我們真相呢?我們依然不知道。


再比如1894年韓國的東學農民起義,我們現在擁有的唯一的歷史文本是其leader崔濟愚被捕後,日本人對其的審訊。我們看到日本人對崔濟愚提出 的問題,都試圖把這次農民起義歸為特殊的“宗教起義”,並試圖把其原因歸結於“僅僅一個腐敗關員”身上。日本人這麼做當然是出於其自身的利益。1945年 韓國獨立以後,歷史學家再次回頭去研究東學農民起義時,才意識到應當將其視為普遍意義上的“農民起義”,而其原因也是當時韓國的整個socio- economic background。所以我們看到,從一個歷史文本上,歷史學家可以分析出不同的見解。


甚至某個歷史icon,都可以因為其時代的不同,對其解釋不同。日本的聖德太子,20世紀開始,他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地位被提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徵 或代表。二戰時期聖德太子甚至代表了英勇作戰,而45年日本投降以後,聖德太子立馬變成了日本和平的象徵。中國的黃帝也是一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 主義的流行使得人們把“黃帝”作為中國人的象徵或者祖先。歷史又被拿來實現現在的利益,從而讓我們對歷史的真相更加模糊不清。


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的寫作,也是帶有自身的偏見的。


比如今天下課我去圖書館,翻了翻《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這本很有趣的書的前言,我們可以注意作者使用的語言:“中華文明一直是相對獨立 地發展的”,“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漢化圈 ”,“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確確實實是落後 了”…… 這些語言的使用可以讓我們看出,作者對於當時的世界觀,並非是這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而是給東西之間建立起了邊界或屏障(boundary);同 時“落後”這個詞又似乎有意無意地表明了作者的歐洲中心論思想(是否作者真的是相信歐洲中心論還要在正文中去尋找,但是前兩句話卻實實在在的是中國中心 論);而且作者作為中國人,在寫鴉片戰爭史時候不免從文字中能看出一股情緒。等等這些都是作者的偏見(Bias)。


另外一本有意思的書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作者是加拿大人。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在序言中是如何說的:“明朝時期的世界中心 是中國而不是歐洲”,“明朝由王朝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轉變為晚期一個墮落的 城市商業社會”,“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 ”…… “世界中心”這個詞是很危險的,但後文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所說的僅僅是“商業貿易中心”。從“全球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有意把中國推向世界的舞台,試圖 去打破東西的boundary。然而,這種所謂的“冷靜”“沒有民族責任感”“外國人的視角”等等,會不會太過於冰冷?認為城市商業社會是“墮落的”是否 也是作者的偏見呢?


Bias(偏見)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作為普通讀者,在讀歷史學家的著作時候,是否應該找出他們的偏見,時刻提防著,不要讓作者的偏見所誤導呢?


最後我們還是不知道歷史學家能否講述真相,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沒有答案。但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去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不要被作者帶著隨波逐流或許是可選的辦法?這個問題還需要留到日後再思考。


201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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